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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中江青提拔的几位部长的结局

文革中江青提拔的几位部长的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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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凤凰网


文革中江青提拔的几位部长的结局

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,很难想象当时的江青权力有多大,她看上了几个文体界的帅哥,轻而易举的就让他们当上了部长。也许有人觉得,这几个人毕竟业务很过硬,如果不是当时江青提拔,而是改革开放后别人提拔,绝对可能会前途无量。实际上,几位帅哥部长就是踩的“点儿”不对,所以才留下了让人无限感慨的结局。



一、钱浩亮


“李玉和”钱浩梁今年八十多岁了,虽然今天他已经虎落平阳,但仍很难把他和李玉和割裂开来,尽管京剧李玉和的首演是他的老师李少春。江青很赏识钱浩梁,但说姓“钱”不好,有资产阶级味道,于是给他改名为“浩亮”。江青倒台后,他当然也被隔离审查。出来后,才恢复了被迫改掉的原名——钱浩梁。


钱浩梁从演员一下子就升到文化部副部长,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,扶摇直上。但他确实是青年演员中的尖子,政治上要求进步,为人谦虚敦厚,文革前就入了党。京剧大师李少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,所以他力荐钱浩梁作为《红灯记》的B角。


1965年他开始走红。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正把持着《文汇报》,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》的文章,文章一发表,在京剧界就引起很多议论。原因是他在文章中只字未提老师李少春,只说他自己如何如何。人们不满的是,毕竟你只是个B角,而且还是你老师提携的你,抛弃恩师是中国传统最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。至于当时钱浩梁不提李少春,究竟是两位超级文痞不让提,还是他自己就不想提,就不得而知了。


1969年4月,钱浩梁“当选”为中共“九大”代表。


最初,江青是想让他当中央委员的,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,都被周恩来拒绝了,但钱浩梁还是当了中共“九大”的代表。后来,周恩来曾找钱浩梁谈过话,让他正确对待,钱浩梁表示“一切听党安排”。这实际为他以后被提拔,打了个起步的基础。


1970年5月,浩亮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。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,浩亮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。


1976年10月的春雷把浩亮从天上轰进了地狱。1981年,经过长达五年的隔离审查,最后,浩亮的结论定为“犯有严重政治错误,免于起诉”。年底,浩亮恢复了钱浩梁的名字,带着“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,开除党籍,降一级工资”的组织决定,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,魏公村一幢筒子楼的两间背阴小屋。


作为视京剧为生命的艺术家,他当然希望能从事老本行,但“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的结论,始终是个枷锁。因为,这个结论说明他本质上是敌人,经过宽大才是人民。谁也不敢冒重用敌人的风险,重新使用他,再加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,钱浩梁有意无意地整了不少人,所以,想在舞台上再度辉煌,已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奢望。


后来,河北省一位喜爱京剧的副省长把钱浩梁调到了石家庄,让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教书。在那里,他很敬业,编写了《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》等教材,并指导学生排练了盖(叫天)派剧目《一箭仇》、《雁荡山》。


文革后,钱浩梁从不谈自己的那段特殊经历,无奈讲起来,也是检讨自己。但文革的走红,让他不断的付出代价。在评高级讲师职称时,虽然学校已经通过,但报到省里时,却未获批准。实际上,以他的艺术水平和资历,就是在中国戏曲学院也会评为教授。后来,还是那位副省长出来说话:“钱浩梁的职称应该批,他是难得的人才,要用人所长,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。”问题才得以解决。


曲折和坎坷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身体。1992年1月,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《龙凤呈祥》《甘露寺》《回荆州》等剧时,不幸得了脑血栓。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,他逐渐恢复了说话、走路、吃饭的功能,1998年前后,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。之后,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也偶尔参加演出,演出中,经常会遇到老票友高喊:《红灯记》!《红灯记》!……。

钱浩梁晚年还算安逸,独生女钱红南在美国留学,毕业后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。钱浩梁尽管非常热爱京剧,但已年近古稀,很难再度登台了。他做人始终低调,不愿意提起自己大红大紫的那个年月,希望人们忘记他和他的过去。


二、庄则栋


当过十大中央委员、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,50年前的知名度比今天的姚明、刘翔、孙扬要高的多,因为那时候能拿世界冠军的体育项目只有乒乓球,而庄则栋是闻名世界的头号选手。


1971年,作为一个乒乓球运动员,庄则栋做了一件远远超越运动员的大事,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“小球推动大球”,他第一个做了中美交往的牵线人。其时,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欣赏他。江青曾经给庄则栋讲过一段往事,说在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乒赛上,中国和日本争冠军时,比赛打的异常紧张,看直播的毛泽东对着电视屏幕里的庄则栋说:“我的小祖宗,你快给我拿下来吧!”


文革中,江青极力的提拔他,文革后期,他与四人帮走得越来越近。四人帮被粉碎后,他经历了几年的隔离审查,受了处分,后来恢复了自由。


起初,他在山西乒乓球队当教练,后来回到了北京。但没有一个专业队敢用他,尽管按业务能力,做国家队教练都绰绰有余。北京市将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宫当老师,这倒也是一份挺稳定轻松的工作。虽然享受不到国家队的丰厚待遇,但凭借极高的知名度和演说能力,加上不错的书法,日子过得倒也很滋润。夫人佐佐木墩子对他的生活照料的很精心,所以晚年的生活也很充实安逸。



不幸的是,2008年68岁的庄则栋查出了癌症,几年间做了近10次手术,与病魔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抗争。在病情恶化时,他曾想过用有尊严的安乐死来解脱,但家人和他,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抗争。


2013年2月,癌症晚期的庄则栋病情进一步恶化,虽经北京、上海多所医院治疗,还是于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,终年73岁。


治疗期间,体育总局和乒羽中心各拿出5万元给他用于治疗。2009年起,乒羽中心每月拿出4千元补贴,用来雇人照顾他。财政部还批了每年80万的专项经费,用于化疗的自费药部分。国家并没有忘记他。


至于他年青时政治上的那段曲折,几十多年过去了,人们也能更客观地看待。文革开始时,他还不到30岁,又是个不懂政治的运动员,把他扔进政治漩涡里,他怎么会有能力正确的应对?何况,很多事情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做的。


三、刘庆棠



刘庆棠是江青提拔的几位帅哥部长中,处分最重的。因为他的罪行最重,态度最差,参与过四人帮的秘密活动。


1975年10月,刘庆棠到上海,参与了江青亲信王洪文、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等人的密谈。王洪文对他们说:“邓小平之所以胆子这么大,是有总理、叶副主席、李副总理的支持。”回京后,刘庆棠积极的进行了传达和部署。



文革中,这位“芭蕾王子”,官至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、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。


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,他立即被隔离审查。


1983年,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、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,判处有期徒刑17年,剥夺政治权利4年。


由于刘庆棠得势时太“花”,受够了他气的妻子与他离了婚,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。



后来,刘庆棠患了肝硬化,获准保外就医,回到老家辽宁盖县寄居。回乡不久,落魄不堪、经济拮据的刘庆棠,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战友沙音,沙音接纳了还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刘庆棠。在沙音家他几次发病,生命危在旦夕,是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的挽救了他。


后来,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。文化部落实政策,在北京给了他一套住房。但他却无情的与沙音一刀两段,攀上了北京一位很红火的女性。



钱浩梁和庄则栋都不愿提起文革,但刘庆棠不一样,他曾毫无顾忌地和记者大谈与江青干过的一些所谓的好事。他还酝酿过创作芭蕾舞剧《岳飞》,但遗憾未及实现,便离开了人世。


四、于会泳


于会泳是江青提拔的帅哥部长中,职务最高的。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讲,他也高于钱浩梁和刘庆棠。如果他活着,称之为“音乐大师”并不为过。


于会泳上了贼船后,的确执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,但在做人上,与刘庆棠有所不同。刘庆棠上去后,对老领导及老师一概六亲不认,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,还是念旧情的。


“文革”中贺绿汀遭到批斗,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,把贺作为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”,将他“解放”,但被张春桥斥责为“糊涂”观念。张春桥故意安排他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“电视斗争会”,并在全市转播。人们发现他在主持批斗大会中,说话并没有声色俱厉,而贺绿汀在会场上说话却掷地有声,从中可以看出于会泳当时内心里的矛盾。


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


1976年10月中旬,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部,于会泳被定为“江青反革命集团”成员,进行隔离审查。


于会泳被隔离后,曾经深刻忏悔,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。


最初,于会泳觉得自己是有罪,但没有大罪,文化部部长被撤了,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。实在不行,还可以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。


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,直接点了他的名,这意味着他已被列入“永世不可翻案”之列,他精神彻底的崩溃了。



1977年8月28日上午,于会泳给母亲、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:“我跟着‘四人帮’犯了罪,对不起华主席,对不起党,对不起人民。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,只有一死才能赎罪……。我恨透了‘四人帮’,也恨透了自己,消除旧的于会泳……。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,革命到底。”


晚8点左右,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“来苏水”喝了下去。被人发现后,马上送到阜外医院抢救,医院虽然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,但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。


另注:2001年11月26日,于会泳的遗孀夫人任珂(右一)已于25日凌晨溘然长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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